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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广东深圳的龙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两篇文章，称自己为80岁老母亲的手机设置了三重防诈骗的“防火墙”，
龙先生和记者说，他是陕西西安人，父亲曾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，母亲也是学校职工。1998年，龙先生入职深圳一家大型软件公司，主要是做软件加密防止盗版工作，是一名典型的“技术男”。
龙先生说，事发在今年7月份，直到10月18日母亲意识到被骗才报案。为弄清母亲被骗的全过程，龙先生花了数十天的时间，浏览了母亲跟骗子所有的聊天记录及手机操作流程，探寻了骗子的行骗手段，并行之成文，直到11月份才完成这些工作。
“我母亲是西安人，早在30年前就办理了退休手续，眼下几乎每天都拿着手机看新闻，刷短视频，尤其是一些投资理财、中医和养生秘诀，特别感兴趣。”龙先生和记者说，自己也曾劝过母亲，但她就是不听。
今年6月底，龙先生母亲接到一通电话，说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，说她点了一个保险链接，如果不取消，每月会自动扣费几百元。“这是我母亲第一次接到诈骗电话，我提醒母亲不要被骗了。她虽然半信半疑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”
据龙先生介绍，数天后，他母亲收到了一条“包裹已滞留需处理”的某快递短信，母亲打电话过去，对方声称是快递的客服，说要帮母亲“关闭某短视频平台上的百万保障扣费”。
龙先生说，为防止母亲被骗，特地为她的手机设置了三道技术防线，进行安全加固：禁止安装非官方应用、禁止接听陌生号码、拦截陌生短信。
龙先生母亲在西安有一套房子用于出租，因为手机设置拦截电话，租客没法给她打电话，让儿子替她解除掉。龙先生坚持让母亲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租客，千万要小心。没想到，龙妈妈随后就去了一家手机店，解开了禁止接收陌生来电的功能。第一道防线就这样破了。
随后的一切，如同精心编排的剧本，龙先生的“防火墙”一步步被拆除。事后，根据母亲的回忆和报警记录，龙先生拼凑出了这个噩梦的基本过程。
7月底，一个显示为“”的西安本地座机号码打进了龙先生母亲的手机。对方自称是“西安市通讯管理局”的工作人员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通知她：她的身份证信息被人冒用，涉嫌一桩高达300万元的重大诈骗案，情节严重，必须立即配合调查。
龙先生母亲慌了神，还没缓过来，电话被迅速转接到“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局”。接下来，一个自称“陈科长”的人登场了。他通过一款名为“畅连”的APP与母亲进行视频通话。视频里，对方穿着“警服”，出示了“警官证”和“执法画面”，背景也设置成了公安机关办公室的样子。
他们警告龙先生母亲：此案属于“国家级机密”，正处于关键侦查阶段，一定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，“尤其是你的儿子”。他们声称，告诉自己的儿子只会害了他，而且他也被监控了。
这句话像一把锁，将龙先生母亲与他的联系彻底锁死了。接下来，恐惧和想要自证清白的急切，完全支配了龙先生母亲，她开始积极努力配合“调查”。
7月30日，对方以“配合公安调查”为由，让龙先生母亲购买了另一部手机——他们称这是“办案专用机”。他们要求龙先生母亲每天准时在手机专有的“畅连”app上进行“视频签到”和“通话打卡”，汇报当天情况，并随时接受“工作指示”。
骗子通过视频一步一步指导，让龙妈妈解开手机上的禁止安装第三方应用设置。第二道防线也被撕开了。
随后，骗子为手机安装了某网盘，通过网盘下载安装了一个名为 “银监局 9.06” 的木马软件。事实上，该软件使用电子设备自带杀毒软件无法检测出来，却能远程控制手机、拦截短信、删除记录。最后一道防线也被隔离了。
就这样，在龙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骗子通过木马软件远程操作她的电子账户，以视频的方式解锁了需要面部认证的环节，短信提醒也被拦截或删改了。
8月6日和7日，龙先生妈妈电子账户里的三笔理财资金被赎回，并转出到其银行卡中。8月11日和13日，骗子将龙妈妈银行卡里的95万元分三笔转走。最后，骗子们删除了龙妈妈手机上通话与短信记录，抹除作案痕迹。
记者看到，在龙妈妈跟骗子的聊天记录中，除了经常性的威胁，不时还辅以“热心”的关怀。在密集的“工作指令”间隙，他们也会穿插几句关心的话，“吃饭了吗？”“天气热，注意防暑。”“早点休息。”
据龙先生介绍，他用自己的手机号申请一张附属卡，交由母亲日常使用。母亲原先的手机号关联所有银行卡，作为一个纯粹的“安全验证工具”由他来管理，以确保转账时的验证码就由他来接收。
事后经过复盘，龙先生终于看清了这场骗局的全貌。龙先生做的所有手机安全设置，在骗子“指导”母亲自行解除的那一刻，就全部失效了。技术防线的最严重的问题，在于它无法抵抗人性的弱点。
龙先生说自己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：比如，以为设置了手机安全屏障就万事大吉了，忽略了最根本的——人的心理。只是警告母亲“那是骗子”，却没有耐心去理解她为何会相信对方，没有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讲清骗局的原理。我的干涉，反而让她觉得我不尊重她，把她当小孩，从而在骗子要求“保密”时，更倾向于听从所谓“权威”的警察，而非自己“不客气”的儿子。
也低估了对手：我以为骗子只是广撒网的小，没充分意识到他们是有组织、有预谋、精通技术和心理的“专业团队”。与我母亲联系的并非一人，而是一个至少有十几人的团队，分别扮演“通讯管理局”“警官”“科长”等多重角色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前期试探（6月底的两次电话），摸清了母亲容易紧张、急于自证的性格特点，然后发起了连续的攻击。
技术上，他们对银行风控规则的了解也超出了龙先生的认知。从申请手机盾突破限额，到关闭微信动账通知防止暴露，再到利用“畅连”App规避监测……“心理操控”更是他们擅长的领域，通过要求购买专用手机、每日视频打卡、实时嘘寒问暖，构建了一个封闭的、高压的“办案环境”，将龙先生母亲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外界隔离。
龙先生母亲并不是真心信任那些骗子。她后来告诉称是太害怕了。一辈子安分守己，突然被卷入“惊天大案”，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配合调查，验证自己的清白。她迷信“警察”的权威，而骗子完美地扮演并利用了这种权威。她想证明“我没做错事”的执念，反而让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。
龙先生试图拆穿它：“妈，这是骗你的。接下来就会让你买设备、交学费了。”龙先生母亲却表现出不悦：“你怎么总把人心想得那么坏？我学点新东西，发挥点余热，有什么不好？难道我什么都不做，你就高兴了？”
龙先生带母亲去了派出所，希望民警的话她能听进去，却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。民警很忙，简单说了一下，递给她几张防诈宣传单。她接过宣传单，态度恭敬，但上面提醒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进入她的心里。她相信穿制服的民警，却不相信民警反复强调的防骗知识。她更愿意相信手机里那个素未谋面、对她嘘寒问暖的“配音导师”。
龙先生称自己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：这种无力感，比被骗95万更让我窒息。作为儿子，我无数次试图说服她，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方法，技术方法、口头警告、寻求权威协助……但效果甚微。我们之间，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墙。我说的，她不信；她信的，我没办法理解。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，我始终没有办法在母亲的心里装上一套“杀毒软件”。
警方也提醒公众，公检法机关办案时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，不会通过电话、视频、QQ、FaceTime等远程方式办案，不会身着制服在视频中露脸办案，不会将自己的工作证件在网络上出示，不会要求提供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等账户信息，更不会要求转账、交钱或让人上门“保管”财物。凡是遇到涉及“涉案”或“配合调查”等类似情况，当事人务必保持冷静，并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，以避免上当受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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